在清华师生学习《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座谈会上的讲话

清华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2013年8月23日

今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师生举行学习《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座谈会。在过去的四年中，朱镕基总理共有三本书问世，每一次都产生轰动效应。四年前《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学院在2009年9月11日举行学习《朱镕基答记者问》座谈会。两年前《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出版，朱院长赠送学院500套，学院在2011年9月22日举行《朱镕基讲话实录》座谈会，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上个星期，2013年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举行首发仪式，朱院长的第一个博士生、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教授在仪式上发言。今天我们学院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畅谈学习《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感想和体会。

 我拿到这本书后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感想很多。首先我想说的是，清华经管学院1984年春季成立，朱镕基教授担任首任院长。到了1987年年底，在担任院长三年半后，他调任上海市市长，但仍然担任学院院长，指导博士生。从1987年底到1991年春，他担任上海市领导，也是三年半的时间。之后他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领导。在此期间，他还一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直至2001年。从2000年开始至今，他一直是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在近30年中，朱镕基院长与清华经管学院结下不解之缘，学院师生对我们的老院长感情极为深厚。今天来参加座谈会有一些就是朱镕基担任院长时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接下来会谈自己学习《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体会。

 我感到，阅读这本书首先需要理解当时的环境背景。应该说，从1988年至1991年初这三年多时间中，国内经济形势十分困难、政治环境十分严峻。朱院长是在这个时期上任，并且在这期间在上海推动各项工作，大胆改革开放，为上海后来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1988年我在国外读书，利用暑假的三个月时间在国内多个省市（包括上海）做调研，所以对当时中国经济状况有所了解。一方面，中国经济还未走出短缺经济的困境；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挑战，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达到了改革开放来从未有过的程度。1989年的政治风波更是导致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改革开放的方向受到质疑，同时还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这就是这本书中的文章和讲话实录的大背景。我体会，要理解这些实录的意义，首先要理解那个时期的环境。

 在这个背景下我谈两点感想。第一个感想是，在财力、物力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看到的是朱市长做事的“力度”和“速度”，十分令人敬佩。这在这本书中有充分反映。在体现“力度”方面，比如成立外资委员会，一站式解决审批问题。这个力度非常强。在体现“速度”方面，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市长的三年中做了那么多的事，不仅着力解决眼前问题，而且还抓紧长远发展的大事。一方面是眼前问题，比如菜篮子、交通问题，他一上任就抓，这是当时上海面临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他不仅只抓眼前问题，而且还抓长远问题，为上海日后的大发展打基础。比如浦东开发、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启动住房改革，这些都是关系到上海长远发展的大事，都是在经济形势并不好的时候出台和启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在经济低谷的1990年成立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朱市长经常会说，正是因为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发展中出现了问题，所以才要依靠更多的改革、更大的开放、更快的发展来解决问题。

 我的第二个感想来自书中的下面这四篇文章。前两篇是朱市长在1988年11月29日会见德国专家格里希的谈话，和紧接着两天之后的1988年12月1日他在格里希为1200多位大中型企业厂长作报告之后的讲话。后两篇是1989年10月9日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个多月后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的讲话。

 前两篇是朱市长邀请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专家—70多岁的格里希来上海，认真听取他非常尖锐的批评和建议，虚心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以提高中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1988年11月29日朱市长在会见德国专家格里希时非常耐心、认真地听他的讲话。我特别能理解本书编辑保留了大篇幅的格里希的原话，他讲的如此之细，在每一个企业看到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这个厂房的玻璃碎了，那个工厂的环境很脏等细节。朱市长耐心地听完这些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尖锐批评之后，立即邀请他为1200多位上海的大中型企业厂长作报告，还特别叮嘱说，你要像跟我刚才谈话时一样的尖锐。在两天后格里希的报告之后的讲话中，朱市长特别强调要使用国际质量标准，不能用低标准，也不能用两个标准。格里希提出的一个批评就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用一个标准，而在国内销售的产品是用另一个较低的标准。格里希认为这样不好。朱市长说他非常赞同，只能用一个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朱市长不仅是认真听一个外国专家的意见，而且迅速地把这些内容传递到1000多名上海厂长。当时上海共有一万名大中型企业的厂长，这些听众就占了十分之一。这是不得了的大手笔。

 后两篇的时间是1989年下半年。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的政治形势非常严峻，经济形势十分困难，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很僵化。正是在这个时候，10月9日，朱市长发起成立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邀请美国AIG主席格林伯格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这个会议至今已经开了20多次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形式。在一个多月后的12月2日，在朱市长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咨询委员会会议，并引用了格林伯格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引进外资银行的建议，以及他对金融监管政策的一系列意见，而这些又都在接下来的上海金融业发展规划中体现出来。

 我对此很有感触。一方面，格林伯格也是我们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多次同我讲过朱院长发起的上海市市长国际咨询委员会，并且对他担任第一任主席深感自豪。另一方面，我自己在过去这七年中，每年参与组织学院的顾问委员会会议，聆听朱院长的教诲。读了这两篇，让我对朱院长在2000年发起成立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并且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一共创建过两个顾问委员会，一个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另一个就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在他离开上海之后，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就是他每年唯一参加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了。在每年的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朱院长都非常认真地听取委员们对学院发展的建议，并教导我们要做世界一流，就要认真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经验，而且检查我们是否落实。这些都对经管学院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读了这本书后，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朱院长认真听取国外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参考借鉴国外经验的决心和魄力。他既不是哗众取宠，装饰门面，也不是生搬硬套，盲目照抄。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为的是要做世界一流。特别是在1989年下半年那种环境下发起成立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更是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不像今天这样开放。

 最后，我们期待朱院长在明年30年院庆的时候，回学院看看。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校友都非常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