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鞠建东教授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分析文章《人民币汇率升值无法减少经常项目顺差》，认为美国参议院近日通过了2011年汇率监管提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政策，包括核心的汇率政策，难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中国不能在外界政治压力之下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否则，从长远来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有害的。

鞠建东在文中提到，美国国会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用经常项目顺差来判断人民币汇率是不是要升值，不时提出人民币汇率存在根本性错位之说。所谓汇率根本性错位其假设前提是，一个国家的贸易长期看来是需要平衡的，不能永远借别国的钱，也不能永远借钱给人家。这在长期来讲是对的。但是在中短期，由于资本回报率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所以资本会在国家之间流动。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在资本项目下的资本净流出，反映在贸易账户上，就是经常项目顺差。所以在中短期，资本的净流动，或贸易的不平衡是正常现象。

IMF的算法是，如果一国经常项目顺差，它就会假设，若该国汇率升值，出口会下降，进口会上升，从而经常项目顺差会降下来，然后算出来该国汇率需要升值多少。IMF的这种判断“汇率错位”的方法，即使在IMF内部，也有很多争论。从理论上讲，用经常项目顺差来判断汇率是否需要升值太“局部均衡”了。汇率和经常项目顺差都是内生变量，都由经济体系中其他因素决定，两者既可以向同一方向变动，也可以向相反方向变动。

在一个静态模型里面，贸易永远是平衡的。假设一个国家只生存一天，没有明天，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把所有出口收入用来进口，出口总是等于进口。无论进出口的相对价格怎么变化，无论汇率怎么变化，都不能影响贸易顺差（或逆差），因为贸易顺差总是等于零。所以在静态下，汇率的变化和贸易平衡没有任何关系。要想理解贸易不平衡，必须在动态模型里，必须看资本的流动。

中国为什么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核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借钱给美国，或中国的资本为什么外流，而买了很多美国国债？这就需要讨论经济的实体结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资本为什么会流出去？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发达，金融中介的成本太高，这使得这些国家虽然资金短缺，但净投资回报率很低，金融系统之间的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相当多的资本会流出去。二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入世后，整个经济非常快地向出口行业倾斜。中国的出口行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少。这样，资本就流向国外。

因此鞠建东认为，中国资本外流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核心， 要想贸易平衡，需要解决国内项目净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问题，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鞠建东分析，人民币名义汇率从2005年的8.25左右到现在的6.5以下，涨了30%多，但我们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加，从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大小不一定有联系。鞠建东认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与7之间已经在合理的均衡空间。 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后，经常项目顺差就会变得较小，鞠建东认为不一定如此。就贸易品而言，举个例子，比如一件衬衫在美国卖10美元，在国内卖65元人民币。假设中国不能操纵世界价格，意味着不管汇率怎么调，中国不能动这10美元的价格；假如人民币汇率升值到了5，那么国内价格变成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产品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就会下降。

非贸易品价格变化没这么快。比如，餐饮业的价格就不会很快发生较大变化。这就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中国整个产业结构会向非贸易品倾斜。通常可以假设，非贸易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贸易品由资本密集型行业制造。伴随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结果就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使得资本进一步外流。比如，从6.5元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为5.0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会导致更多生产资料进入非贸易部门，而非贸易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进而使整个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劳动密集型。这意味着，对资本的需求不足，必然导致资本外流，反映到经常项目，就是顺差进一步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鞠建东认为汇率升值不仅不能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反而使经常项目顺差更大。

2001年中国入世后，外贸盈余大幅上涨，至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达GDP的10%左右。这个阶段外贸迅速增大的顺差，可以看做是经济体对入世的一个过度反应，之后会慢慢回到正常。最近这几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逐步下降。其内在的机理是，当经济中出现一个冲击时，整个经济往往会有过度反应，然后逐渐会回归常态。现实中确实可以看到，目前经济在回调，不断向正常状态逼近，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调整汇率。

从现在情况看，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断上涨，因为劳动工资不断上涨，名义汇率在6和7之间，已经在一个基本均衡的范围。如果拿贸易顺差的理由逼人民币升值，并没有理论的支持，很有可能增加对经济的扭曲。

鞠建东说，入世十年，中国的贸易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十年前，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说中国生产的是美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需要的也是美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十年之后，中国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中国本身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增加生产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比如生产大飞机等更高科技的产品。此时就和美国的强项形成竞争了，有了竞争，自然就难免有贸易摩擦，但是贸易摩擦可以在WTO的框架下解决。贸易竞争会带来产品结构的调整，进而引起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这是正常现象，并不代表两个国家之间需要从自由贸易向后退。 鞠建东认为美国参议院2011年汇率监管提案中所提到的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打贸易战的说法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因为贸易战对两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都是有害的。假设两国政府都是理性的政府，那么对双方都有害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借债国提出要惩罚债主国是一种很有趣的说法。（供稿 沟通办）

鞠建东简介：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获南京大学数学系学士学位，1987年获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讲授课程：高级国际贸易。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自1995年至今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聘任）、教授，2007年至2009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客座研究员，兼任世界银行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