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0年秋季EMBA开学典礼致辞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2010年9月23日

亲爱的清华2010级秋季班EMBA同学们、清华-花旗第六期EMBA媒体班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首先衷心祝贺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加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为清华EMBA大家庭中的一员。

2002年9月，清华经管学院迎来了第一批EMBA学生，至今整整八年。八年来，就读清华EMBA的优秀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才共3045名，包括此次入学的217名。自2006年5月开始，清华经管学院又与美国花旗基金会合作，举办清华-花旗EMBA媒体班，至今招收了470位新闻媒体行业的精英，其中这次第六期有71名。

同学们带着对人生和事业更高的期许来到清华经管学院学习深造。你们选择的时机有两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这是我今天致辞的切入点。首先是你们入校后不久，将亲身见证清华的第一个百年校庆。我在去年今天的EMBA开学典礼上，对比了大学中的商学院与独立商学院的不同。同学们来到清华读EMBA，就都成为了清华的成员。这里的百年积淀的大学传统，没有一家独立商学院能够媲美。

但是这个大学传统具体到EMBA意味着什么呢？清华EMBA有五大优势，它们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就是“强大而敬业的师资阵容、广泛而雄厚的国际合作资源、精致的课程设计、严明的教学管理、以及充满凝聚力的校友网络”。这些优势已经成为清华EMBA品牌和声望的基础。几天前，当我沉思清华百年对清华EMBA涵义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优势正是清华百年历史传统的结果。让我举几例说明。

首先，同学们一开始上课就会感受到清华EMBA有“严明的教学管理”。比如我们有一条规矩：上课迟到的同学要到教室前面向全班同学道歉，不论你的企业有多大，你的官有多高，一视同仁。严明的教学管理有清华历史文化的渊源。清华成立之初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一所美式的寄宿学校。学生远离家乡，到北京郊区的清华园来读书。学校的管理十分严格，管吃管住，但零花钱都要上交。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留级，比如闻一多就因英语不及格留了一级。这完全不同于走读念书的欧洲式大学。那样的大学多设在城中闹市区，学生自己租房，自由散漫，考试要求也较随便。我原来以为清华的纪律来自于工科的特征，其实不然，它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清华建校之初。

同学们听完每一堂课，都会体会出清华经管学院确实有“强大而敬业的师资阵容”。而教师在学院的地位又是与清华的历史有关。梅贻琦是清华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1年至1948年共17年。他把清华从一个后起的、有名气无学术的学校办成公认的国内最高学府。1931年12月4日他在就职清华校长的演说中讲到：“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就是他的大学“大师论”的出处，他的这句话也永远地被后人记住。他又是如何吸引大师的呢？他把自己作为校长的职责定为给教授们搬搬凳子、端端茶水。有这样的校长，当然就有教授的地位和敬业。

再说“广泛而雄厚的国际合作资源”。经管学院为EMBA同学们提供很多去海外著名商学院交流的机会。EMBA同学们在学院也可以分享到国际合作的资源。比如四个星期后，学院将召开一年一度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并举办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世界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全球总裁Dominic Barton将来作主旨演讲。清华的国际合作有悠久的传统。早在清华建校25周年之际的1936年4月，梅贻琦校长发表《致全校校友书》，历数他任校长的五年中的国际合作，所聘请的国外学者包括世界著名数学家哈德玛（Jacques Hardamart）、控制论创始人温纳（Norbert Wiener）、航空工程大师华敦德（Frank Wattendorf）等。他还把国际合作交流专门作为一节讲述。那时清华每年选派25名留美公费研究生，钱学森因此于1934年赴美留学。清华又与德国大学交换研究生，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于1935年赴德。这样的国际合作在当时的中国大学中并不多见。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今天的清华EMBA的优势确实都与清华的历史传统紧密相连。同学们在清华即将百年校庆的时候来清华学习，时机难得。当你们品味着清华EMBA入学第一天的喜悦之时，也应该是你们铭记清华历史，继承清华传统之始。因为清华的过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清华的现在。

同学们在这个时候来清华学习经济与管理的第二个标志性时间点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即中国GDP总量将在今年成为世界第二。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但是这一成就在三十年前仍然是无法想象的。

全世界都很好奇，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呢？在我看来，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要思考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前后最大的变化。作为经济学家，我希望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最本质的因素。我认为，由两个字组成的两个词提供了最好的解释，那就是“开放”和“放开”。

“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走出封闭，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开放”意味跨国界的产品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当然还有思想的流动。“放开”包括价格的放开、市场的放开、决策的放开、当然也有思想的放开。正是由于“放开”，个人、家庭和企业就成了经济决策的主体，政府则要为他们“松绑”。我们在座的同学，无论你们的企业是外企、民企、还是国企，你们的业绩无一例外都受益于中国的“开放”和“放开”。尽管我们做得还不够，但是对比新中国的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开放”和“放开”应该是最大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问题是今年以后的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当然应该继续坚持“开放”和“放开”的基本政策不动摇。中国经济应该更加开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应该更多放开。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企业要做强，企业要有活力，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应该就是“企业家精神”了。

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的英文是“entrepreneurship”。说一个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英文是“entrepreneurial”。企业家精神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取向，一种态度。并非所有管理者、创业者、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时常以新方式整合资源以提高生产力的心态。在哈佛商学院MBA必修课程中有一门课叫做“Entrepreneurial Manager”，即“具有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的管理者”。所以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已有企业，包括改革的国有企业中也会有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又不局限于企业。我们学院的清华-花旗EMBA媒体班的创立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讲到企业家精神，我们就自然想到上个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今年适逢熊彼特逝世六十周年。熊彼特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他第一次使用了“创造性毁灭”这个词，用以描述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他担忧日益增强的官僚体制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他不仅担忧政府内的官僚体制，也担忧大公司内的官僚体制。幸运的是，今天，企业家精神仍然幸存。但是他所担忧的官僚体制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确实比比皆是。

作为最早研究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才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萨莫斯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现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两个星期前在中国访问。他曾经说过熊彼特有可能会是21世纪（注：不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我本来可以对这种预测不当真，但是我一直记得萨莫斯在1992年所写“中国的崛起”文章中的一句话：“很可能当一百年后人们书写20世纪后期历史的时候会认为世界上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性变化。”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年，他的这个说法看来有先见之明。这使我有一些理由相信他对熊彼特的影响力的预测也许也会是对的。

我们在座的同学中有不少来自媒体界。你们都太熟悉近十几年来网络技术的“创造性毁灭”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商业周刊》已被收购，连《纽约时报》都在思考只出网络版，不再出纸版的前景。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却有一个惊人的例外，那就是“经济学人” 杂志（The Economist），订阅率不降反升，成为了一本全球性杂志。这本身就值得思考。但我今天想提的是，在整整一年前的这个星期（2009年9月19-25日）的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在“商业管理”栏目中开辟了一个新专栏，正是以“熊彼特”命名。可见这本杂志对熊彼特的推崇。开篇文章解释说，熊彼特是第一个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引入经济学的人，他最早地阐述了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而企业家精神既可以产生于汽车库或大学生宿舍这样的小地方，也可以产生于大公司。在过去的一年中，每一期“经济学人”的“熊彼特”专栏都有精彩文章，启发读者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从不同角度的思考。

企业家精神在全球都很重要，在当今中国尤其重要，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两年来抵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成功，使我们容易以胜利者自居，特别会对“举国体制”、“政府控制力度”的正面效果沾沾自喜。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对经济的短期调控不能替代经济的长期活力，而后者依赖于企业的长期活力，必定要靠企业家精神。但在目前急功近利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容易被忽视。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创新的重视和投入。2020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目标宏伟。中国对创新投入巨大，并以产业扶持、人才引进等各种政策支持。但是创新是结果，仅靠大量资源投入是不够的。况且，如果资源投入以行政手段配置，那就更成问题了。当我们惊叹苹果公司的技术创新时，我们不能忘记它背后的乔布斯的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要“把企业家精神引入创新”（Bringing Entrepreneurship to Innovation）。但是，困难的是资源投入可以量化，而企业家精神无法量化。在目前政府主导创新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也容易被忽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一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二是也因为在当今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它太容易被忽视。

同学们：当你们走进清华园的一刻，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正在开始。我们对清华的新百年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们对它走过的百年历史无比的珍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亲身参与者，同学们都期望着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我的“预测”很简单：只要我们坚持“开放”、“放开”，激发“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