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研思者言

——访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华如兴

在没有见过华如兴老师之前，他的很多声音已经耳熟能详：“我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电力能源”、“区域优势”、“三农问题”……除了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和预测外，有时还不乏“尖刻”的批评。接触了华老师之后，便发现他思考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到农业补贴，从西部开发到绿色GDP，大事小情全都放在心里。黑瘦的身体充满了太多的激情，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忧国忧民的大诗人杜甫。不同的是，诗圣经历了太多的繁华到衰落的悲哀，而华如兴老师则见证了新中国强大的过程。

少有志壮我国威

华如兴老师小时候的志愿是参与为国家试爆炸第一枚原子弹。

年幼时，华如兴全家从老家江苏无锡迁到长上海，就读在闵行工业区一所极其普通的中学里。当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兄弟姐妹六个人，全部需要挤在一张八仙桌上做功课。身为大哥的华如兴，就在学校里提前把功课做完。那时，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在华如兴毕业之前，全校有史以来没有人考上过清华，甚至考上大专的人都很稀少的上届，包括考上大专，升学比例才13.6%。华如兴的成绩很突出，所以就报考了全国最好学校的最好专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并顺利录取。

“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爆炸过一枚原子弹，而在当时军事强国是第一位的。我的愿望就是想搞核能，并做好了随时到偏远山沟工作的心理准备，为祖国军事做出贡献。和我拥有一样理想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所有优秀的人才都想奔向那里，当时国家工程物理系分数是最高的，就像现在优秀的学生都认准了经管学院一样。”

1964年入学不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华如兴老师还记得当时全校学生到操场上举行庆祝游行，《人民日报》号外增刊刊载了大幅报道，他自己至今还保存着这些资料，一句“像传家宝那样保留着呢”透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珍视。在打开新中国的历史，翻到这一页时，我也能感到身体内的血液骤然涌动着翻腾，浑身充满了力量，但最激烈的颤抖也无法想象伟大的梦想带来的满足。

在兴奋之余，华如兴也又陷入了新的思索，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之后，为了强国之梦，自己应该再往哪个方向走。在摸索和学习，还没有找到方向的时候，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段历史中间，华如兴老师经历的几个故事，使他隐约看到了方向。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段时间，我还比较积极。后来就慢慢变成了‘逍遥派’。”华如兴老师回忆起动荡年代自己的立场时说。转折点是在1968年的4月23日。当天清华校园发生首次武斗，混乱中，华如兴亲眼目睹了一个人从电机馆二层直接跳下，跳到旁边的公共厕所然后逃走。“当时我就在思考，打架就算是文化革命吗？”一段时期内，华如兴不参加任何活动，开始思考：问题是靠武斗能够解决的吗？慢慢地，他厌倦了“整”来“整”去的生活，开始图书馆看书。偌大的阅览室只有不到十个人，华如兴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泡在阅览室思考，琢磨出中国总有一天要发展经济。

文革结束以后，已经留校工作的华如兴按要求到了大兴县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那里，华如兴担任大田一班班长，管理的180亩地种着水稻小麦等粮食。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触动了华如兴敏感的神经。“虽然当时还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就意味着中国要开始搞文化了，知识会越来越有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于是，我开始重新复习数学。”

从农场回来以后，华如兴参加了刚毕业留校人员的业务培训，后转为研究生。这是学校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

华如兴老师曾在清华二百号工作过，那时1969年毕业前夕，华如兴由于学习成绩好，在运动中又没什么组织派性，就被分配到了清华北大二百号。“二百号就是核能研究所，当时研究所需要保密，又赶上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研究所的名字就定为二百号。研究的内容是增值反应堆。”

与华如兴一同分到清华北大二百号的还有现经济系教授李子奈，当时实行部队编制，二人都属四连，但属于不同的排。华如兴所在的排的任务是做计算机设计。

那时候的计算机的配置还很落后，但已开始设计用两台计算机并行控制控制核反应堆，以保证运行安全。计算机的电子线路是用晶体电子管、逻辑门电路制作，内存用磁芯性铁体。有一段时间里，华如兴承担电子器件的采购工作，花几万块钱只能买装不满一个火柴盒的磁芯。一次，前任班长领导要求刚接手当班长的华如兴在采购时定购足够十年使用的计算机元件，在采购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似乎有些不妥当，但是还不清楚具体哪里不对，道理究竟是什么。后来华如兴才意识到，一下子订购这么多元件，并没有考虑到以后技术的更新，这是一种浪费的行为。现行的工作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应该有一门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的专门学问来帮助大家改进。

青年梦经济强国

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学习经济管理学的必要性，但当时并没有任何客观条件为华如兴提供着这样的学习机会。一个令华如兴永难忘记的周六，他听到一个好消息。

路上，华如兴遇到本科时候政治老师吴文荫芳，吴老师看到华如兴，立刻从自行车上下来把他招呼过去。当时吴老师还在清华科技办公室工作。吴老师知道华如兴一直在琢磨着想向学习经济，就告诉了他清华要开办经济管理系，第一批准备招收一批研究生的好消息。华如兴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辗转找到了负责招生的傅付家骥老师的家地址。了解了来意，傅付家骥老师很诧异：

“是要招收一批经济管理系的研究生，不过你学核物理的来这里干什么？”当时设想生源将主要来自列入招收范围的学生都是机械工程和水利工程专业，工程物理专业并未在设想之中列入招生范围。虽然傅付家骥老师很疑惑，还是对华如兴说：“如果你想来，我们很欢迎。”

简单的一句话，却极大地的鼓舞了华如兴。当时华如兴已经在二百号读过一年的研究生，选择去考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学业。而且考研究生还需要所在单位的领导签字，虽然已经得知华如兴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所在单位，领导还是给这个年轻人开了一张通向新领域的通行证。

华如兴老师用0.66元一支的钢笔参加还清楚地记得那次重要的考试，五门课程，难度远远超过了自学的水平，但还是顺利成为经济管理工程系第一批研究生。

1979年，华如兴作为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再次就读清华大学。那个时期的学习生活总是会很辛苦，奔波于家庭、学校之间的华如兴也不例外。当时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妻子要上班，自己脱产学习，只能每周一把大儿子带到学校的全托幼儿园。一次儿童节，学校在主楼大厅为孩子们准备了钓鱼等小游戏，还有铅笔、橡皮之类的小奖品。华如兴忙碌得根本不知道这个节日，学校也通知不到不在办公室的他。“去接孩子时，小家伙两只眼睛瞪着我，就是不说话。”对这件儿子已经忘记的事，华如兴老师还是心怀歉意：“当时太忙了，忙得对家庭付出太少。”

1982年，华如兴研究生毕业，当时国家经委急需人才，很多机关部门的空缺等待这批毕业生填补。“我当时就没有到外面去的想法，总感觉自己还没有学够经济学，学校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毕业后华如兴直接当上了新入学研究生的班主任，班级里的学生有现管理与工程系教授蓝伯雄、市场营销系教授姜旭平。那还是经管学院成立之初，学院还靠借钱办学，在主楼三楼只有几个很小的房间，比较起新旧经管，华如兴老师这一辈，更有发言权。

华如兴老师等老一辈工作者并不介意办公条件简陋，但社会的不理解令他心里很不好受。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不高，华老师一家的生活很简单，很多人都想不通念这么多书究竟有什么用。居住的大院里也有几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对经济管理学更充满了不解，把经济管理学定义为“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当时华老师就想，经济管理学的作用早晚有一天会被大家看到。

学者的社会责任

研究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华如兴老师开始奔走于祖国各地，做经济状况的调查。并开始思考作为一名学者的社会责任。

在二十年的走访调研中，除了西藏、新疆和台湾，其他各个地方的经济情况，华如兴老师都能给出一些点评。这几年，他开始关注三农问题。华如兴把解决方法总结为“输血”和“造血”。2004年，中央二台做了一个采访，话题是当时新推行的“粮食收购补贴政策”。华如兴老师总结：“补贴平均到每户农民手里，收入只不过增加几十块钱。与其给予直接的补贴，不如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的造血功能，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这个观点，被各媒体广泛地引用为总结性的论述。

关于在这之前的西部大开发问题，华如兴老师的思考也与“十一五规划”不谋而合。在青海考察时，华如兴老师就提出了青海不应一味地发展工业和畜牧业，而是应该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把那里的海湖、草原、雪山和大河的源头保护好，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会给予感谢和补偿。现在青海中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列为“不规划区域”。对西部，华如兴老师还有很多观点，也还有很多想探索的地方，他甚至表示，如果西部的那个地方需要他去作指导，他宁可自负课题费，而不给他们添加负担。

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之明。我们在报刊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华如兴老师的精彩评论，或是对某些经济现象的预测点评。提到这些，华老师长叹一口气，说：“自己一向都很低调，很少向社会发布自己的声音，年纪大了以后才有很多想法想告诉社会。然而自己主动讲发布的内容却很少能够公布于众，相反，自己偶然间提到某些观点，却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这又归结到了他反复提出的媒体社会责任的问题。

华如兴老师认为社会责任是现在应该普遍倡导的问题，我们在大谈政府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个人的社会责任以后，更要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华老师主张媒体的报道要在先调查研究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再客观报道。

“现阶段媒体的报道总是在大力渲染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有挑动情绪之味。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媒体过于商业化的表现。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存在的问题，有的也是发展的成果。有的是发展中新产生的。

关于问题和成绩的关系，华如兴老师举出了很多例子。例如当我们遇到通货收缩物价下跌时，表面现象是好多东西都卖不出去，这就是问题；可在以前，我们有很多东西想买都买不着。而且那时候工资很低，买东西还要凭票。所以可以说，现在的表现就是过去问题发展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新产生的问题也越多。媒体看到的问题很多，学者更满眼都是问题。

对于华如兴老师的这个观点，经济系教授李稻葵也投了赞成票，并撰写一文以支持华老师的声音。

现在华如兴老师思考最多的，是他现在正在关注企业如何提升产品核心价值，创造品牌优势的问题。

2005年12月份，在舜德楼举行的一次论坛上，华如兴老师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丧失的观点，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认为在广东州可能3到5年内，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体现不出来。所以华如兴老师经常奔波于广东州和北京两地，鼓励当地企业发展品牌，提高自身价值。华老师还指出，中国的企业的创新不光是指技术方面，还有品牌和管理方面的创新，这也是现在企业发展最困难的地方。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无论谈到什么，华如兴老师的思路总会联系到时下的热点问题，讲他的思考，讲他想要做的事情。在“耳顺”的年纪里，还能满怀这样的激情，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钦佩不已。正如古人所云：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