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宝宪——永远和学生在一起

——访清华经管学院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教授朱宝宪

第一次见到朱宝宪老师，是在去年学院20周年院庆前夕，制作《二十风华》纪念画册的时候，忘了是什么缘由，或许是朱老师喜欢摄影，或许是别的什么，我们请朱宝宪老师为画册的制作出谋划策，他就多次亲自到办公室找我，周到的告诉我他所有的通讯方式，当时的印象到现在还很深刻：敲门后，探了半个身子进来，目光炯炯有神。真诚的说：“如果我不在办公室，就打我的手机”。

但由于时间的紧迫，《二十风华》终究没有得到朱宝宪老师深入而细致的指导，至今想来，仍觉遗憾。

再见朱宝宪老师，是乙酉农历新年前在他的家里，朱老师因患肝病在家休养。门开后，他闪在一旁请我们进去，眼神因面庞的清瘦显得更有精神。半年多的时间，朱老师瘦了很多。

清华教授的办公室里最多的就是书，朱宝宪老师的家里一眼望去，最多的也是书，高高低低厚厚薄薄的书错落有致的安放在仿古家俱里，客厅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间或摆放着他用相机在各地的采风，还有学生们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年贺卡……二十几平米的空间将朱老师“教书育人”的职业默默诠释出来。

做过七年制糖工人

朱宝宪老师198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到清华经管学院工作，当时已经31岁。在上大学前，他做过七年工人。

那是在天坛东500米的北京第一食品厂，主要生产各种糖果、饼干和面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物品匮乏，人们对糖果的需求很大，尤其逢年过节，常常是供不应求。朱宝宪这个一线糖果生产工人，工作自然就很累。“我在水果糖车间工作，主要的职责是将前道工序熬开的糖浆制成糖膏，并管兑柠檬酸和香精，这要用细铁棒不停的在锅里搅拌，以制成各种不同口味的水果糖。我们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刚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累，下班以后倒在床上，一觉醒来，觉得四肢都不是自己的了，以后好像再也没睡过那么香的觉”。“那时候特别喜欢开会，因为开会就不用干活，所以每到会快开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又要开练了，就特别不情愿的离开”。“后来慢慢适应了，也不觉得有多累了，那时候精力也旺盛，常常是下了夜班以后不回家，一大早骑车去香山疯玩一天”。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经历了，整整七年，七年只做一件事，重复一个动作，想象着一个翩翩少年手握一根铁棒搅拌糖锅的样子，从日出搅到日落，从夜幕搅到黎明，有时候觉得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而那时候的朱宝宪老师，许是因为整日被糖果的香甜气息所笼罩，对这份枯燥工作心里并没有太多的不平衡。“我是71届的，在我上面的69届和下面72届同学大多都上山下乡了，我的哥哥就去云南兵团了，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环境更艰苦，比起他们来，我们这一拨能在城市当工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但内心对现状也有不满，希望能学点知识，真正做一个有知识的人，觉得不应该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朱宝宪老师认为，自己之所以后来会上大学，可能就是因为跟周围的人想法上差了这么一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点差别，督促他每天睡觉前不论多晚都要看一会儿书。“那个年代也没什么书可看，就是一些历史方面的，也看不太懂，但是我逼着自己每天看一两个小时，好像不看点书，这一天就过得特别不踏实”。

放弃一张报纸一杯茶的“美差” 完成学业两级跳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朱宝宪打定主意报名参加考试，厂里和他一起报名的有三十来号人。因为他只受过小学四年的教育，虽号称初中毕业，但天知道在文革中学到了些什么。车间主任也没想到他会报名，而朱宝宪在厂里表现不错，年年是厂或总厂先进生产者，又是团干部，于是厂部有人找到他说：你别报名了，报名也考不上，你要是安心留下来，厂里准备把你调到厂团委工作。“那时工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上车间维修工人，因为那不用上夜班，机器有了故障就帮忙看看，很是轻松自在，而谁要是能当上干部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但那时的朱宝宪一心想上大学，这些对他来说根本构不成诱惑。于是他答复说：“我不去”，心想这么多年干活这么卖力气，不就是希望能让厂里推荐上大学吗，现在可以考了，还有什么犹豫的，什么都不可能阻挡我。

而考试结果让厂里人大跌眼镜，全厂共考取三人，朱宝宪是其中一个，其它两人都是老高中生。填报志愿时，朱老师很是无奈，他原比较喜欢理工，而基础实在太差，所以就选报了经济，说起来是很偶然的选择，但是朱老师日后觉得这个选择非常正确。他用读硕士时老师历以宁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来解释自己的看法：文科里面法律和经济相对内容丰富又通过努力可以学会，其它有的学科未必是这样，有的很需要天份，譬如中文，你学得再多，也不见得能写一手好文章，新闻也是如此。

大学毕业后，当时的分配政策还是哪来的回哪，所以他被分到了北京一轻局日化总厂，在宣传科工作。用他的话说，“写一些当时领导看起来很重要，时过境迁就没什么意义的总结啊，报告啊之类的东西”，工作闲的时候，想看看书，但是在工作时间看书好象还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碰上一个开明的领导，他会说两句：看吧，我支持你考研究生。好象自己受了别人多大的恩惠一样，所以干了一年，朱老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又考取了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

感同身受陈岱孙教授等大家风范

研究生面试时，面试考官是陈岱孙、厉以宁和他的导师范家骧教授，他记得很清楚，面试时，厉老师没问任何问题，陈岱老那年83岁，他问了一个问题，好像是关于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兴衰的看法，陈岱老说，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无论答不答，答得怎样，都不会影响录取你。唯一提了个问题的是他的导师范教授，也不难。面试多少给人以走过场的感觉，但对考生来说，这是最好的感觉，这让很多年后的朱宝宪每当提起，仍心存感激。

在北大读书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但用朱老师的话说，那是北大经济系最红火的时期，很多大家包括陈岱老、陈振汉、胡代光、杜度、厉以宁、范家骧等活跃在教学一线。正因如此，北大两年多对他为学为人都有很大影响。记忆中，陈岱老给他上过两门课，从来都是精神矍铄，衣着整洁，而且思路清晰，语言精炼，加上陈岱老的经历又有些传奇色彩，身上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陈岱老有时在北大校园里穿行，同学们常常停下来，站在老远指指点点的。北大经济系的学生中，常常有一些个性张扬而狂放的，然而对于陈岱老他们也一样心存敬畏，朱老师回忆说：“我们班有个很狂的人，一般人都看不起，但几次跟我说：哎，陈岱老院子里的草长高了，什么时候我们去给他拔拔吧”。“显然，他们也以能给陈岱老拔草这样的事为荣”。

陈岱老还有一件事让他印象尤其深刻，当时班上有一个同学到美国留学，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或是数学不太好，到后来他读不下去了，就只好再回到北大。就为了这个学生回来后不会受到同学们的歧视，陈岱老几次托人专程来各级研究生的宿舍嘱咐同学们，让大家不要对他另眼相看，要跟他好好相处。朱老师感慨道：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陈岱老的为人。

而在我看来，陈岱老等大师的这种遗风加之朱宝宪老师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深深的影响了他日后为师的品德。他说，儿时就读的学校叫南豆牙胡同小学，在朝内大街，大部分同学都是很穷很穷人家的孩子，家住城根，家长们大多没什么文化、从事纯体力劳动，这样的孩子，是不怕打架的，他们有时也需要通过拳头来维持自尊，朱老师胆子小，打架不行，所以另寻维持自信的门道，所以就只好在学习成绩上出色一点。这真是有意思的解释，他认真的跟我分析，以至于我也不自觉得认同了他的看法，心想，如果当年他胆子大一些，是不是今天就会成为什么街头一霸之类的风云人物……朱老师还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还有一个好处：穷人家的孩子都很仗义。他说这一点很重要，对他的一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清华经管学院做班主任做学生工作期间，朱老师始终能将目光和注意力投向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学生，用他的话说“有些农村或小地方来的学生，你看他有时不是特别会来事儿，有时可能还会觉得他不那么会说话，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心地、志向和能力不比任何其他学生差，无非不过是他们缺乏一些锻炼的机会而已”。很质朴的语言，却不是每个为师者都能轻易做到的，我们都从学校中走出来，也都看过太多因为老师的态度而影响学生的态度甚至是命运的例子，“教育是什么”，可能在统一的育人标准下，作为施教的一方很轻易的会关注那些更符合教化标准的群体，而忽视对那些“不起眼”个体的关注，这似乎也合乎人之常情，但请向朱老师一样相信：生而为人，每个个体都是优秀的。如果说教育是一根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棒，那么请让这根魔棒尽可能的施魔法到每个学生的身上。朱老师说着这些时，我特别希望他这样做不是校园里的特例，而是回归了教育的本质。

清华二十载 最爱是学生

“由于真喜欢当教师，真喜欢学生，1987年底系领导要我作刚入学半年的经72班主任，我一口就答应了。从此，也和经72班30位同学结下了一段难解之缘。那时我没事就往14号楼跑，一定有许多场严肃的谈话、耐心的劝说、天南海北的闲扯和兴高采烈的打趣，但因何而起，说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当然，也去女生6号楼，对班里九女生也有许多今天看起来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嘘寒问暖和亲切交谈。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同学们明知道我嗓子破还非要我唱歌，而等我真开始了，他们就一起大声唱，让我很有成就感；大四大五时，有同学开始学打桥牌，我怕落人后，也一知半解说点什么，使同学们误以为我很懂，很迷，以致有一阵儿，我一进楼道，就有同学大喊，朱老师来了，天鸣、国庆、鸿平或张晖快陪朱老师打会儿，被叫到的急忙热情摆桌，弄得我只好打起来，好像是专赴牌局来了，后来同学水平快速提升，明白了我的实力，但态度依然，热情依然；我记得因同学老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我也喜欢了，老要他们唱，后来不知怎么就公认是经72的班歌了，定时定点地要唱唱；我记得在同学们入学时出生的儿子（1987年9月1日）与他们一同成长，不到两岁就参加班里的新年晚会，什么都不会，仍俨然小明星受追捧，很多年以后他仍自认为爸爸的学生他都熟，一次杨斌问他你知道谁是许红兵吗？他骄傲地说，“女生我都不认识！”，惹来众人大笑，许红兵觉得很没面子，从此成为经典；我当然也记得每次班上舞会，都有女生轮流指导，非教不可，可实在笨，动作总生硬，虽感幸福，还是尴尬，很快就一头汗水……”

“就这样，起初不那么起眼的经72班逐渐在学校变得很有名，学院看我班主任做的不错，1991年让我做学生组长，1993年做党委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这一干就是五年，有一段时间是金占明老师的研究生组长，杨斌老师的学生组长，曲庆老师的团委书记，林玉霞老师的学生科长，自以为是‘梦幻组合’，那时正是小平南巡后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学院要起飞之时，上下一片雄心”。“纯均院长、子奈院长和章武书记是一叫就来，无论是风采大赛还是个别座谈；只要说是有助于能力培养，再困难也掏钱。几位同事各怀激情，占明教授大处着眼，小事着手；杨斌老师牛刀小试，游刃有余；曲庆老师心想学生、情系学生；玉霞老师则永远在幕后，也永远在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前”。“那时是天天干活、周周开会、月月有活动、年年上台阶。一茬茬新生进来了，新生运动会和12.9歌咏赛成了铸就经管人的最初熔炉；一批批同学入党了，各个班级的大小干部开始崭露头角；一届届学生要走了，毕业的时刻是收获的时刻也成了最惆怅的时刻。那时，新年永远与同学们过，最紧张的时候永远是夺马杯前，而最快乐的时侯则永远是被学生围住的时候。”

听着朱老师轻快的回忆，眼前仿佛展现了一幅春天般的画卷，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一切都是生机盎然。朱老师说，学生工作使他成熟，让他成长，学生给了他许多东西，他慢慢明白：学生活动无论是演讲还是竞赛，无论是欢歌还是苦练，无论是开会还是谈心，也无论是创先进还是搞协会，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但是，不奋发追求结果的过程最不重要。因为，学校的所有育人环节对学生都是一次次的锻炼，都是人才成长的手段，但都是至关重要的锻炼和手段。

朱老师的学生工作干到1996年初。1997年秋季代理过学院的党委书记，1998年春当选为学院党委书记。一年后由于身体不好，难以承担双肩重担，深怕学院工作受影响，遂辞去了党委书记的职务，一心放在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2003年被学校聘为金融学教授。

我是清华人

“我是清华人”朱老师说不光自己这样认为，他相信他所有的同事，他教过的同学，他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朱老师引用了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的一句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那里有你的一个熟人或朋友，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对于你来说就不再陌生。“清华这个地方就有我的很多熟人、朋友、同事和师长，对于清华，我感到极其熟悉而亲切”。

我当然知道，朱老师对于清华，对于清华经管学院的感情，远不止于这种熟悉，更在于这二十年来，和学院一起成长一起经历风雨的荣辱与共，这种感情不是局外人轻易可以理解的。他说，平时，学院工作很多，很多都是事关外事，事关高层的工作，多少有点觉得学院对教师嘘寒问暖的少些；平时，也觉得老师们都很忙，相互间的沟通不很充分。但是，这次生病，他深深地体会到学院的关怀和同事们的关心，他感受到学院的帮助和教师的真情。而来自学生的关心则是一样感人，他说，有一个同学在帮助他在香港买药后跟他说，“咱们全世界都有人，美国有咱的人，欧洲有咱的人，香港有咱的人，新加坡有咱的人，需要什么都能办，老师千万别着急”，有这样的学生，借一句话说，“夫复何求”。

不知不觉，和朱宝宪老师已经聊到了黄昏，已然到了该告辞的时候，朱老师又拿出了他珍藏的自己的摄影作品，都是他到各个地方的偶然记录，有情侣们的花前月下，有开得烂漫的樱花，有建筑，有风情，有山水，有各地的人们各种各样的表情……我在心里想，等到做学院建院三十、四十…..周年纪念画册时，一定请朱老师悉心指导。

后记：就在酝酿出这本集子的时候，传来噩耗：朱宝宪老师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于2006年1月10日上午辞世，享年51岁。学生们将恩师生前在世界各地拍摄的照片做成了一本美丽的台历，我摆在了家里的书桌上，每每翻看，故人重来。“人间的葬礼，天上的婚礼”——我仿佛看见：另一个世界里的朱宝宪老师手举相机，正对着他热爱的学生灿烂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