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因病于2023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为追忆黄达教授，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原系主任、“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宋逢明教授在病榻上写下了这篇纪念文章，同时也回忆了经管学院金融专业的一些创办往事。

我在去年3月做了第二次癌症切除手术，这次是结肠癌，上次是15年前的肾癌。而且，两个月前又患上了带状疱疹，其后遗症的神经末梢痛发作得非常厉害，整日在床上辗转反侧。。忽然间听闻我极为尊敬的黄达老师仙逝，悲哀之下，不禁百感交集。尽管身上疼痛不已，还是想写一点文字以志纪念。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黄老师时，他对我说：“我和你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特殊关系？他没有解释。记得有一次聚会时（应该是庆祝黄老师80寿辰），在场的多是黄老师的弟子，我说：“我无幸拜入黄老师门下”，他说：“有一种弟子叫私淑弟子。”私淑弟子是未正式受教而执弟子礼的。如果黄老师认我为私淑弟子，我是很高兴的，因为既不背弃原来的师门，又能被金融学掌门大师所接受。于是，我就觍颜以黄老师的私淑弟子自居了，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关系了吧。

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1965年）考入北大的，学的是计算数学专业。“文革”后在上海交大获得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运筹学），后来又到清华经管学院师从郑维敏教授攻读系统工程博士学位。系统工程是研究系统方法论的，其实践应用可以是各行各业。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非统计不确定性决策分析，并将其应用于投资决策的风险评估，由此与金融结缘。

一位美国教授看到我发表的论文，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邀请并资助我去加州大学河滨校区（UC Riverside）做博士后研究。我们合作的关于风险度量的模糊集与随机集关系的研究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好的囯际学术期刊上。在美期间，我一边做研究，一边去商学院听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课程。此间，我接触到了影响我后半生学术生涯的新兴学科——金融工程。

我赴美做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金融工程刚诞生不久。金融工程是金融学的工程化发展，是创新性金融产品和流程的设计、开发和实施，是金融/财务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所以，对于现代金融的基本任务——通过（动态的）风险管理配置资源，金融工程提供了技术解决的方案。

因为“文革”期间我在一家柴油机厂工作过近10年，从事过机械工程的技术工作，参加过组合机床的设计制造。我发现，金融工程与机械工程同为工程技术，二者在原理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中，银行金融业将能从金融工程中获得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所以一定要把这一新兴学科介绍引入到中国。我除了尽力收集有关这一学科的资料外，还和发起创建这一新兴学科的先驱们建立起联系。当时刚组建的“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的执行主席约翰·马歇尔（John Massell）教授建议我参加这个协会，还建议我把他的关于金融工程的开山之作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我1995年完成在美国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到清华经管学院参与创办金融专业，并担任金融系主任。在办学的同时，立即着手引进金融工程新学科。1996年初，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大版面文章《一门新兴的工程学科——金融工程》，这是国内第一篇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介绍金融工程的文章。随即又在《金融研究》杂志上发表首页专稿论文《金融科学的工程化》，系统地论述金融工程产生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以及它的基本内容和意义。同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和数学家们一道，发起组织“九五”跨学科重大项目“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及金融管理”，该项目由我主持其中的“金融工程”课题，后来在结题时被评为“特优”。我还如约翻译出版了马歇尔的《金融工程》一书，而后又翻译了好几本经典著作。我在金融工程以及相关的金融经济学领域做了许多研究，出版了获奖专箸、教材，一共发表了近100篇论文，其中50篇发表在国际和国内的重要学术期刊上。我主讲的“金融工程”系列课程被评为国家级暨北京市精品课程。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负责人赵海宽老师的支持下，组建了以我为会长的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研究会（后改称专业委员会）。同时，在清华的办学基本建成了国内第一家按照国际上商学院规范的现代化金融专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有的学生后来出国继续深造，甚至成长为国际金融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如芝加哥大学讲席教授何治国），而他们一直感激在清华打下的学术理论基础。

在1996年庆祝黄老师70寿辰暨中国金融发展研讨会上，我第一次接触了国内的金融学界。带着美国管理学科（商学院）的金融学教学培养计划，冒冒失失地一头闯进了国内的金融学术圈。在此之前，我对国内的金融学科体系所知甚少。出国之前，为了给学生开课，只是研读过陈彪如先生的《国际金融概论》，竟然连黄老师的奠基性著作《货币银行学》都没有读过。后来在美国，倒是在商学院听过“货币、银行和信用”（money, banking and credit）的课程。在这首次接触中，才发现中美两国的金融学科体系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这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学科教学思想的碰撞，但我感觉到，以黄老师为首的国内金融学界，对所谓西方的“现代金融学”，总体上是持开放态度的。

所谓国内的“传统金融学”，主要是讲授和研究货币理论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都是如此。这实际上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当时，国内的金融改革刚开始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分开设立，资本市场则刚刚诞生，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也在起步阶段。货币银行学所论述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和货币政策如何调控货币供给和信用创造，国际金融学所介绍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当时改革开放所急需的知识。所以，当时国内的金融学科，实际上为国家的金融改革开放起到了理论支撑的作用，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培养了急需的人才。

而国际上所谓的“现代金融学”的学科项目在美囯是设置在商学院里的，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关注企业价值评估的公司金融，其二是资本市场交易的资产定价。其实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公司的股票和债券（这里的理论分析是假设公司的负债只有债券，即负债都证券化了）在市场中交易，所有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定价总和不就是对整个公司的价值评估吗！所以，教学科研的内容关注的是企业和市场，集中在微观层面。这样的学科体系和当时国内的金融学科可谓是大相径庭。

于是在国内金融学界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货币上哪儿去了？是啊，金融学怎么能不讲货币呢？其实这里是有误解的。货币依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是在理论上用无风险证券来代替了货币，而无风险（证券的）利率的期限结构是定价基础：资产定价就是无风险利率加上风险补偿。

这样的金融学科体系实际上反映了囯际金融实践的发展需求。上世纪中、后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放松金融管制、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大量带有各类风险且不同风险程度的创新金融产品涌现，品种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风险管理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第一要务，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由经营货币转向经营风险。货币则作为（近似的）无风险金融资产成为利率基准，金融的功能成为在时间和风险两个维度上配置资源【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语）】。

恰逢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期权定价公式（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的创立者默顿和舒尔斯（M. Scholes，国内有译成斯科尔斯的），国内经济金融学界对衍生工具理论产生了兴趣，同时也有很大的疑惑：经济学奖居然颁发给一个数学公式？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大不以为然。黄老师也有疑惑，他曾当面问我：这个期权定价公式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他：这个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准备写一篇文章来说明。其实，期权定价公式的发现开启了动态资产定价理论和连续时间金融学，具有奠基性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位资深的、严谨的金融学家，对于我所介绍的美国的管理学科下（商学院所设置的）的金融学科体系，以及新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国际上经济金融学科的新动态，黄老师决定亲赴美国加以考察。

当时，黄老师具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身份。美联储的一位副主席接待他时介绍说：“我们只管货币，不管金融！”这一说法使他非常吃惊，印象极为深刻。货币和金融居然被分开了！回国后，这件事他说了好几遍。其实，美联储的这一说法是和当时欧美央行把反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有关。我在访问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时，也亲耳听到他们如此介绍货币政策目标。这实际上的含义是：当时欧美央行认为，货币政策能够管的只是通货膨胀风险，至于其他的金融风险，靠货币政策是管不住的，需要有别的监管手段和监管工具。

所谓“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的建立，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西方经济金融学家致力于发展的“金融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应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的创见：可以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一些“基本证券” （Arrow-Debrou），这些基本证券的组合可以“复制”金融市场中任何有价证券（金融工具），其涵义是，证券到期时面临任何状况，复制组合和被复制证券二者到期发生的现金流一样。那么，被复制证券此时在市场中的定价就和复制组合的价格（所含的所有基本证券的价格之和）相同。如果二者不同，此时就出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一旦出现套利机会，市场上就会立即出现套利操作：卖出价高者（空头即“做空”）同时买进价低者（多头即“做多”），由此获取不承担风险的利润，套利的市场力量就会推动定价复位。这样的定价原理就是“无套利”（No Arbitrage)原理，即金融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的均衡原理。这也是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引入金融市场的结果。

基本证券虽然是一种理论抽象，却同时具有实际意义。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指出：基本证券可以通过构建一组期权来实现，这也是期权定价理论的重要意义之一。而期权定价，则是采用动态复制的方法获得的结果。

为了引进金融经济学，阐述其原理，除了翻译出版了黄奇辅和李兹森伯格 （R.Litzenberger）的《金融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 for Financial Economics）一书外，我特地写了一篇“金融经济学评述”的文章，尽可能地不用数学语言，努力使国内的文科学者看得懂。

我把写好的文章发给黄老师，并建议他领衔来和我联名发表这篇文章。这显然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目的自然是希望能比较有力和顺畅地引进这一新理论。因为当时已出版了几部国内金融学家写的冠名为“金融经济学”的书，但内容依然是讲货币理论。

黄老师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我的建议，这自然是基于他的学术道德理念：不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绝不在发表时署名。但他还是重视这项工作，把这篇文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中青年教师讨论。在海南的一次研讨会的会下闲聊时，他很亲切地对我表示赞许这项工作，认为确实很有意思，尤其是还讲清楚了期权定价模型实际上是标的资产和无风险证券一道动态复制的结果，以此帮助他解决了对期权定价公式在理解上的疑惑。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经济学动态》杂志上，我还将它作为附录收进所翻译的《金融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对于我们在清华的办学方式，他也给予认同。我听说他对时任清华校长的王大中教授说：“你们这样办金融专业，也是一种路子。”对于我的工作，这是很大的鼓励。

后来，我特地编写了一本《金融经济学导论》的教材。经黄老师的嫡传弟子，时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的王广谦教授的推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十五”和“十一五”的国家规划教材出版。

按照美西方商学院的路子建设金融学科，除了清华经管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建立得也很早，只比清华稍晚。另外还有像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等也都是如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也都按照此路子建立了金融办学的实验班。国内金融学科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得力于一批海归学者回国效力，现代化金融学科在中国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

黄老师随即提出了“广义金融学”的理念，力图将以货币理论为主体的国内的所谓“传统金融学”和以风险问题为核心的国际的所谓“现代金融学”整合到一起。这可以说是他在还能工作的最后岁月所进行的努力。囯内也有部分著名金融学家（如刚故去的曹凤歧教授等）为之响应主张“货币金融学”的理念。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不过，从学术理论的严谨出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金融经济学的估值与定价理论中，无风险利率是外生变量。如果要建立货币与金融的统一的模型，需要将无风险利率内生化，变成理论模型的内生变量。这在实践中的含义就是，利率基准不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调控，而是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需关系自动生成。目前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建立利率市场和资本市场统一的一般均衡理论还有距离。现在，有关货币和金融的理论模型，讲的还是局部均衡而不是一般均衡。所以，货币和金融统一的理论，迄今尚未建立完成。

黄老师有众多弟子，在学术圈内，他的亲传弟子王广谦、陈雨露等已是著名的金融学家和金融教育家；他的隔山弟子如李扬、吴晓求等都已是享有盛名的金融学家。吴晓求主持的“资本市场论坛”已经举办了近三十次，对中国股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学术界，在政府、监管部门和银行金融业界，有许多著名人士（如谢平等）都曾受教于黄老师。这些当年还是中青年的金融大伽们，对金融工程和金融经济学引入中国，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并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例如王广谦教授，在长期领导中央财经大学时创办的金融工程本科专业（清华、北大等校的管理学院限于本科教学规模都未办本科金融工程专业）在国内教学评估中排名第一。

金融学术界对我的工作也给予了公道的评价和鼓励。前年（2021年）我亦被授予了“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是刘鸿儒老师创立的，第一届的授奖就颁发给了黄老师。我已把所获奖金税后80万人民币全额捐赠给了曾经培养我的中学，设立奖学金奖鼓励青年学子未来为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作贡献。

引进和建设具有先进性的与国际接轨的学科体系固然是有价值的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服务。我们引进的金融学科教学科研体系，是按照美国商学院的办学模式建立的，虽然适合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普适性要求，但同时受制于美国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例如，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体的，所以在金融学科的教学内容中，强调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而中国是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同时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从而金融的总体结构并不相同。美国的经济基础中，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在中国，除了积极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发展外，全体人民享有权益的国有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制度不同，政治治理模式不同，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结构不同，文化传承不同，所以金融办学照搬照抄美国肯定是行不通的。吸收美西方金融办学治学中的先进成份，建设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金融学科体系，是中国金融学界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也是黄老师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后辈金融学人的。

需要关注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尤其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数字货币的出现可能孕育着新的货币理论，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不同领域的渗透更是不容忽视。人工智能的机器深度学习已经在量化投资的研究中发挥作用，而且成为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国家资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几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体现的道德力量，都将支持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金融学者在借鉴吸收西方金融治学中先进的内容和方法论的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金融学科，并在探索经济金融普适性理论方面，抢占学术高地，引领国际研究的潮流。

黄老师走了，带着他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和后辈的崇敬走了。对于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编辑：张晓雪

审核：卫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