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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读——《本能Ⅱ:为什么我们总跟自己过不去?》

20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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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Ⅱ:为什么我们总跟自己过不去?》

Michael Kaplan, Ellen Kaplan著,赵海波,孔丹译

中信出版社

为什么人类会犯错误?相信许多人都想知道原因。在《本能Ⅱ:为什么我们总跟自己过不去?》一书中,Michael Kaplan和Ellen Kaplan,这两位研究者用一种奇特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解读。

本书是一本包含了心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知识的奇异作品;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Ellen Kaplan和她的作家儿子Michael Kaplan合作而完成的、一本探讨人们生活中犯错误的本质根源的佳作。

第一章 如果回到远古,我们怎样恋爱?

食色性也,在本章中作者主要探讨了我们人类的婚姻结合、对子女的教育以及食物的诱惑。我们现代人的标志性错误:背叛、过度肥胖、教育无方、对环境不负责任和祖先所理解的正常轨道相背离。

在爱情亮丽的外表下潜藏的是我们本能的内在需求:爱情的首要诱因是依存效应。一些植物或者细菌能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后代,而人类则需要寻求优秀的基因组合繁衍后代。因此,女人们选择的常是有经济实力的男人,而男人们喜欢处于生殖高峰期的女人的脸蛋、声音和气味。

肥胖有害健康,会增加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做到苗条而健康的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饥饿状态。我们认为饥饿是非自然而令人厌恶的状态,需要尽快解决。但事实上,饥饿是颇为有利的冲动,因为它需要激活复杂而持久的反应:狩猎人不断提高的悄然警觉性,采集者的敏锐和记忆。饥饿的动物存活得更久,而且老化的速度更为缓慢。但是现在,人面对丰盛的食物而保持健康的饮食是需要自控的,这在远古生活中永远不会成为问题。

“在全球化经济中,我的孩子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针对这个问题,参加达沃斯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专家们给出的最好建议是:学习一门外语,掌握一些人际交往技巧,了解其他文化。这也正是我们远古祖先们的育儿方式。这一方式和我们现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非常接近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社会习惯。困扰当今西方孩子的精神疾病,如过度活跃、自闭、着魔、自恋、愤怒、绝望等,实际上都是社交问题。当孩子们没有了联盟、母亲,也就失去了不同人的激励和管制,也就无法塑造社会中的自我。

环境、食物跟育儿、爱情一样,以来得容易的方式去做未必就是选择对了。人类这个物种为智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的历史发展的速度远比进化的要快得多。在我们兴奋打造的新世界中,古老的思想很难生存。因此,如果不想把自己逼上绝境,我们就需要承认自己的第一冲动不总是最好的。直觉性的假设可能不仅仅是错的,而且还会给我们的福祉和未来带来危险。

第二章 要跟陌生人说话吗?

作者以纪实手法回顾了一系列的群体事件,进而回到心理学中关于我、我们、你和你们之间的不同。“本帮”(我们)为了完成自以为是的计划,分享着一些共同的愿望,然而“本帮”是个局限性非常大的团体。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很容易了解自己是谁,但却大大简化了对他人的印象。一旦抽身于小团体,我们的行为马上会被各种指令所掌控,这些指令虽然快但并不准确。最终,问题出现了:我们只相信那些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人做的事情才是合理的,其他人都不靠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相信其他人和自己的小团体一样纷繁复杂。

作者也探讨了“本帮”的范围。在不同的条件设定之下,这个社群(“本帮”)可以很大(我们都是国安的球迷),也可以很小。真正的社群是指饥饿的时候你会去慰劳以及在同样状况下慰劳你的人们,在这个定义之下,你的社群是150人,其中最多有12人,你会像爱自己一样真正地爱着他们。150人和前科技时代一个一般的狩猎团队或者小村庄的规模相吻合。

第三章 什么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作者转述了“三脑一体”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被描述成厚重羊毛手套里的一对依赖指关节相连的拳头。手掌部分,即脑干深处,是原始的爬行类动物大脑,和三叠纪时代我们的鳞状祖先几乎没什么差别。在爬行动物和猴子身上,这些结构控制着原始行为,比如猎食、觅食、求偶、筑巢、守卫领土、恐吓等。手指部分,代表哺乳类动物的脑皮层,该区域依然无意识但开始有适应能力。哺乳动物因此开始做一些爬行类动物通常无法做到的事情,包括学习新的行为、关照家庭以及发展社会关系。运作状态下的哺乳类动物皮层,其主观体验既非爬行动物大脑盲目的条件反射,也非有意识思考之下全然形成的观念,而是情绪、孤独感、同情心、坏脾气、母爱,我们很可能和其他哺乳动物感受的方式别无二致,因为我们和它们拥有同样的机制。只有羊毛手套所代表的新皮层使我们具备了灵长类动物的思考能力,而只有拇指所代表的前额叶将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使人类有着自我感知,也使得人类通过逻辑和抽象能力进行自我调整。然而,拇指不能指挥整只手的所作所为,而独特的人类对哺乳类和爬行类祖先也没有全权的掌控力。我们同时在每个层面经历、生活,愤怒、恐惧、贪欲、厌恶会扫去所有明智的忠告,忧郁、乡愁、怜悯又摧毁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智以及意志都太容易被摧毁、被诱惑,因此犯错误就难以避免。作者还科学论述了我们的听觉、视觉、记忆等各种感知能力会犯的错误。

第四章 应对变幻的世界

不确定性是我们的敌人。平均每100万个小时会发生一次大事故,这意味着我们需经历13个工作生涯才会遇到一次。但是对像壳牌那样拥有10万名员工的企业来说,这样的事故就差不多每天发生一次。当我们不得不承受变幻无常所带来的痛苦时,我们本能上会认可权威的体制,而我们也崇拜着代表权威的专家们。人类的错误通常被认为是技术控制时的失误。与人类不同,机器能够精确地按照人类的指令做事,因此也是非常危险的搭档。当不能完全掌控一个系统时,我们都很熟悉那种不安、陌生、慌张的感觉。我们也体验过和机器融为一体的快乐(如驾驶飞机、汽车,演奏乐器),但快乐的同时也有其特定的错误。那么如何区分灾难性的心理错误和可补救的错误呢?试试概率思维吧:那些最善于操作机器的人决不会以机器般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作者先用一个试验证明了我们的寻常幻觉。如果有人问你,Naomi这个有艺术天分、政治观点激进、SAT数学成绩糟糕的学生,将来更有可能做银行出纳还是雕塑家?你可能会选择后者,但实际上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可能”是概率论的问题。统计学告诉我们,即便是在和Naomi有同样特征的人群样本中,银行出纳也注定要比专业雕塑家多得多。概率论是经验的形式科学,它可以让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纵观全局最容易出现什么结果,但却不能描述此时此地单独事件的发生率。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单独事件,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一些抽象的Naomi,而是Naomi本身。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通过两个前苏联军官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结果。1983年九月,上校A是一名飞行员,他按照标准流程把一架进入前苏联领空的韩国民航机击落,造成269人丧生。四周之后,中校B在紧张而复杂的东西方对阵的背景之下,并没有按照标准流程,启动按钮,却避免了一场足以毁灭人类的战争。

第五章 冲突、统治和性

群居生活要求在等级制度的有效执行性和人们的互利互助之间达成某种均衡。权力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受到约束。灵长类动物自身的情感,有助于迅速并持续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复杂的现实世界总是把受害者和伤害他人者以及其应得的惩罚分离开来。因此也就出现了打着全球正义的旗帜,而做的是一些明显违背正义的事情(例如恐怖主义);出现了我们的道德公理、民族特征、两极分化的国家制度。在单纯的灵长类动物和令人疑惑的现实世界之间,我们运用文化这个纽带,来对这种冲突进行调试和缓解。

道德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其中对于什么是“善”至今仍争论不休。通过观察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或许对我们解决“善”的问题有所帮助。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有三大特征:第一,所有道德行为都是一种情绪表达;第二,灵长类动物的道德是有动因的,是会发展变化的,道德行为不会从一个喜欢自我精神折磨的猴子的灵魂深处自发地产生,它是在应对有碍群体平稳运转的特殊威胁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三,它还需要一点抽象思维,这使得这种行为称为道德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

对于权力和统治,作者也进行了探讨。统治者实施统治,被统治者抵抗统治。维持这两者的平衡有合理的进化原因。然而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个体追逐权力呢?又是什么使有些人会冒着纵使不得人心和遭遇抵抗的风险,也要去统治别人呢?“获取交配机会”,这是正统进化论者的回答。但是,这只是一种推论,可能并非原动力。“5-羟色胺——这种能让大脑兴奋的物质,可能是更好的答案:作为获胜者的感觉,绝对是相当美妙。不管你是夺取权力,还是通过强者认可或弱者顺从而被赋予权力,你的“5-羟色胺”水平都会升高;不管何种来源,这都会影响大脑,进而显著地改变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经常出现的、宏大的抽象概念——自由意志、忠诚、公正、真理——就像让人恐惧的卡奇纳神,其实,它们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既没有神力,也不是纯粹的古怪念头。不过,它们的确拥有比我们更伟大的力量。只有对这一点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加明确:这些抽象的理念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勇敢地担上肩头的责任。

第六章 经济生活中的幻觉

人们总希望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少犯错,由此产生了经济学这门学问。经济学是一门值得人们赞赏的学科,尽管它比较乏味。它把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都考虑在内,然后把这些观念转化为一种可以衡量并且可以普遍转换的东西:价值。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物品的价值也会不同,我们需要的是物品本身,而不是它的价格。我们人类通过交易优化资源分配,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并非都是理性的;我们厌恶损失的本性增加了生活的痛苦,非理性的集体决策常让我们陷入“庞氏骗局”和股市泡沫。

作者通过讲述愚蠢的富人中的两个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尽管智慧超群、意志坚定,却仍未能使金钱发挥它应有的最根本的作用:让生活变得美好。”这表明,除了我们无法做到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之外,我们的非理性行为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教科书中所有的案例都提到的“经济人”,完全理性、自制、自利、会估量所有的选择,日省其身、目光长远、能抵制一切不利因素的干扰。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其实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我们并非全知全能、我们会困乏、精神涣散,而且很容易被情感和直觉左右。那么,怎么还会有所谓的“经济学”呢?答案很简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的集体行为决定市场规则。市场的多重交易常常是理性的、警觉的,能很好的进行价值评估,从而克服个体失误。不幸的是,集体投资并不能克服“可得性启发”和“代表性启发”的诱导。事实上,集体投资常常放大这两种非理性思维的负面影响。

作者在本章的最后提示大家,“亚当·斯密应该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他首先是一位伦理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倡导完全的自由贸易,主张全面发挥自利动机的作用,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扫除教条主义的羁绊,而不是想再生成一个新的束缚”。商品(goods)与善行(good)这两个词,外形虽然相近,但含义却大不相同。亚当·斯密应该会惊恐地发现,如今,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将他的理论奉为圭皋,并将自由市场本身视为终极目的,而非如他本人认为的,自由市场只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可以用来追求幸福的工具而已。

第七章 为什么我们会迷信理性

人类的愚蠢问题,就像大多数问题一样,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由一次冒失的犯错误引发的:由于一时没有抵挡住诱惑,没有遵循上帝的约束,人类想要知晓好与坏、善与恶的差别。这个冒失,为此后人类所犯的所有过失、错误,失败和丑态埋下了祸根。因为,既然想要“知晓”就意味着要去作出选择;想要作出选择就意味着作出的可能是错误的选择。然后推诿、辩解,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对”与“错”的选择,就开始与人类为伍,片刻不曾分离。让我们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可以简单地说成这样一个概率问题: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千条万条,难以计数。因而,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差别。在一个平面上,正确的道路就像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直线,但错误的道路却在直线之外四处蔓延。一方面,我们有“正当”、“真”和“善”这三个我们想要达到的标准,另一方面和这三个标准相对抗的敌人却有一个军团之众:蠢话、废话、空话、大话、胡说,还有瞎话、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夸夸其谈、云山雾罩。我们有限的几条戒律稍有松动,能把事情轻松搞砸的各类魔鬼就会奔涌而出。由此看来,犯错误是难免的。

怀疑是纠正错误的开始,而形式逻辑这一经典机制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武器。培根革命为我们确立了科学的方法,依靠它,我们可以让各种观念——无论是以何种语言为载体,以何种规模呈现的——都接受真实性的检验。

本书为大家介绍了对人类为何会犯错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各种生活中我们杜撰出来的习以为常的理论,它们在逻辑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又很难被我们抛弃。本书还向大家展示,想要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那样完美的标准是如何的苦难。如果你想减少犯错误的可能性,那么请深度阅读此书,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

图书情报中心 张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