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西拉智训》说：“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中国的悠久文化中，也有无数劝勉人们惜时发奋，不虚度此生的名言警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者理应可以彪炳史册，因此，为了学习、借鉴、消遣等目的，常常有研究者为他们著书立说，执著地探询他们的身世、成名的历程、成名前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美国的三一大学，从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精选了其中的十八位，富有创见地邀请他们以“我的经济人生之路”为题，发表演讲。成功学者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其治学经验，常常与其学术成果一样，对他人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此，听者云集，许多人不辞辛劳，长途驱车前往。

面对众多的听众，对自己的过往进行剖析，即使是这些公认的、成功的智慧人士，也觉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正如帕累托最优及不可能定理提出者肯尼思·J·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一个人剖析自己，并不是一件让人心里感到舒服的事。既想尽可能表现出自我最好的一面，又担心会有夸大其词之嫌，这之间的分寸实在不好把握。”但是，作为严谨的、卓越的经济学家，这些演讲者，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的演进、个人的生活历程、重大的人生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各具特性的叙述。

这十八位经济学大师-----和普通大众的一个相同之处------很少在年少时就立志要当一名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某些学者的影响才转向经济学的，而且，几乎所有的演讲者都认为一个适合研究、探讨问题的工作环境是他们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关键因素。

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詹姆斯·J·赫克曼（James·J·Heckmam）在演讲中坦率地说：“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了雷伊·沃纳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阅读课……我们阅读了大卫·李嘉图、斯密、阿瑟·刘易斯……这位教授还曾经把他自己所有的一本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手抄本借给我阅读，以让我从中获得额外的益处。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向我论证了经济学应该像物理学一样严密，而且应该与实证相关……大学三年级的这些阅读课引领着我，让我下定决心将经济学作为我终身的职业……”

在演讲中，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我对经济学开始失去兴趣，一心想着要去干点别的什么事……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去听他讲价格理论实在令人兴奋不已，我热切地等着这门一个星期开两次的课早点到来……”

“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是这样阐述工作环境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作用的：“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产生的条件，就必须了解当代学者学习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一方面它关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处在适合探讨的知识环境，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也是很难做出成就来的。”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他的跨越时空的经典著作《沉思录》中写道“人们相互蔑视、又相互奉承，人们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别人，又各自匍匐在别人面前。”然而，即使在同样充满明争暗斗的学术圈，也还是留存着具备良好学术氛围的桃源仙境，比如在一些大学中。这也是重大科研成果经常出自著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原因所在。

纵观这些经济学大师的重大成果产生的过程，勇于批判性地继承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提交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取得卓越研究成果的重要一环。

尼采在他的《作为艺术家和作家之灵魂》第六十六篇中写道：“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上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与催促，便除旧布新。”其实不然。

写作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即使自称为“为学术研究而生”的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也坦言，自己著书立说的过程就如孕育婴儿一般。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在他的《观察生活的经济方式》一文中写道：“写作《家庭论》是我迄今为止持续进行的最为困难的智识性努力。大约耗费了我六年多的时间。不论白天黑夜，我心里翻来覆去全是这个问题。最终，这件工作让我不论智识还是情绪上都倍感筋疲力尽。在自传中，罗素曾说到，撰写《数学原理》耗费了他如此多的脑力，以至于他认为自己将再也无法胜任任何真正重要的知性工作。《家庭论》写成后，我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让脑力重新得以恢复正常。”

现实中，不少学者懒于动笔，以至于自己思想成果流失了。有些学者则追求研究成果的完美，迟迟不提交自己的成果。还有许多学者，他们强烈地信任和服从权威，在权威的观点面前，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创造意愿，以至于一事无成。在以自己的创见挑战权威方面，弗里德曼堪称典范。弗里德曼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屈从于政治权威或学术权威。自20世纪50年代起，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被推崇，弗里德曼则开始明确地提出“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以至于他常常在充满敌视的气氛中演讲。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妄自菲薄，没有将自己的创造性成果记录下来。其实，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很多重大科研成果均是年少者所为。萨缪尔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经济分析基础》是在30岁时出版的；科斯形成他的著作《企业的性质》的重要论点时，才21岁，而这本著作是199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阐述他的获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的两部著作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发表演讲者中，有几位已经离世；幸运的是，他们的演讲《我的经济人生之路》已结集出版。《西方经济学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史学家罗杰·巴克豪斯，这样评价该书：“假如你想了解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成功秘诀，阅读本书定当让你受益匪浅。”当然，本书最适宜的读者，应当是那些立志毕生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然而，在人生旅途中，这些经济学家都及时选择了明确的、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执著地去追求，并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正如布坎南在演讲中所说：“我从来不必在工作和娱乐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对我而言，它们并无区别。”每个读者应当都可以从他们的演讲中获得一些经济学以外的、如何让自己拥有一个丰富、快乐人生的宝贵启迪。

徐璐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