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创业型医院如何推进医疗服务价值共创

民营创业型医院作为建设和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康宁的实践表明，医院可以借助打破规训空间、将叙事作为医疗工具、建立即时意义建构框架等策略推进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包容共创、与医护人员的赋能共创、与外部价值主体的开放共创，进而实现诊疗范式革命、员工关系转变与价值逻辑演进。

文 | 李树文 孙榕阳 罗瑾琏 郑耀洲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25次提到医疗相关事宜，并再次强调未来要“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纵深推进，我国医疗健康领域正经历一场触及根本的系统性变革。这场变革不再是局部环节的修修补补，而是从价值导向到运行逻辑的全面革新，既为医疗机构打开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也抛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考题。

在多重变革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医疗行业的传统发展路径正被逐一打破，新的价值坐标系正在加速形成。与此同时，医疗服务的价值维度也在不断拓展，其中诊疗模式从传统以疾病为中心加速向以全生命周期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式服务演进，而患者需求也逐渐从单一的疾病治疗延伸至预防、诊疗、康复、心理支持等全病程健康管理。这种供需端的共同变革推动医疗行业从“基于数量/规模”的竞争转向“基于价值”的竞争，进而对医院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十五五”规划》提出，鼓励社会办医向康复、老年护理、精神卫生、慢病管理、安宁疗护等长期照护领域延伸，推动民营机构以“效率单元”身份嵌入区域医疗网络。《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民营医院数达2.6万家，占全国医院总数的68.4%，逐渐成为我国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三年来民营医疗行业洗牌加剧，医院年度净减少近1000家（关停400余家，新开3000余家），平均存续周期从8.3年缩短至5.2年。

相较公立医院，民营创业型医院在满足诊疗模式与患者的双重需求中同时面临三重挑战。一是医疗、市场、社会三重制度逻辑间的极限张力。民营医院既要严守医疗质量与安全底线，又面临市场竞争与盈利压力，还需回应社会对医疗服务人性化、可及性的期待。二是获取患者的信任成本高，尤其是市场属性使其在医疗创新中面临强烈的市场认知合法性挑战。三是体制的虹吸效应强。民营医院难以在科研机制与岗位条件等方面给予医疗人员全方位保障。为应对这些挑战，民营创业型医院必须依赖其他价值主体的支持，并通过构建医疗服务价值共创模式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家集医疗、护理、康复、照护、心理、营养于一体的全方位专科医疗服务的民营创业型医院，温州康宁始终致力于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有尊严的医疗，借助与患者及其家属、医护人员等内部主体以及政府、企业、社会个体等外部主体的持续互动，打造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与老年康护的医疗服务价值共创模式。康宁的实践和经验可为民营医院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参与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供借鉴。

温州康宁医院简介

温州康宁医院（以下简称“康宁”）由精神科医生管伟立创办于1996年，是一家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全方位专科医疗服务的民营创业型“三甲”医院，目前拥有32家自有医院（其中25家精神专科医院、6家老年医院、1家互联网医院）、1.13万张运营床位。自创院以来，康宁便以“变关为管”“敬佑生命、谦卑服务”的人性化服务理念重塑精神专科诊疗模式。医院发展历经四个阶段：初创与理念奠基、规范与区域扩张、资本化与全国布局、生态化与未来布局（见图1）。

2004年，医院由“温州市康宁精神康复医院”改名为“温州康宁医院”，以表达从单病种专科医院向全病程管理的价值主张转变。2015年，康宁作为中国首家精神专科医疗集团在港交所主板上市。2019年，康宁开始生态化布局：成立海外院士工作站，与温州市龙湾区政府共同打造康宁龙湾医疗康养综合体，控股北京怡宁医院，依托温州医科大学揭牌成立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近年来，面对中国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康宁明确提出“精神医学”与“老年医学”双轮驱动战略。在精神医学领域，持续深化儿童青少年、睡眠、抑郁等亚专科，并依托旗下杰翎健康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在老年医学领域，快速布局老年医院与康养项目，开放床位超2500张，引入特色照护模式，成功培育出强劲增长的第二曲线。这一战略成功推动其从单一精神专科医院转向覆盖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与老年康护的生态型医疗集团。

纵观我国民营创业型医院的主要模式（见表1），康宁作为“全病程管理提供者”，创新性地突破了传统医疗机构“围墙式”运营范式，以精神心理疾病全病程管理为核心抓手，构建起联结患者及其家属、员工、政府、社区的多元协同价值网络。通过覆盖急性期控制、巩固期防复燃、维持期防复发的全流程服务，搭配个性化诊疗与出院后持续随访指导，既深度锚定患者健康需求，又让多元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共创中形成牢固联结。

患者包容共创：从被动治疗到主动参与的范式革命

在精神医疗领域，传统模式始终存在一个深层矛盾，即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存在严重的权力不对等。患者往往被置于被动接受治疗的客体位置，其个体需求、生活体验与主观意愿难以得到充分尊重。温州康宁医院通过空间重构、叙事赋能与家庭协同来破解这一核心矛盾，推动患者从“被治疗的客体”转变为“价值共创的主体”，实现精神医疗服务的范式革命。

打破规训空间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深刻揭示了空间作为权力运作工具的本质。传统精神专科医院的建筑设计往往自带“规训属性”：高耸的围墙、封闭的病房、铁制的窗栏、颜色单调的墙面与统一制式的服装，都在无形中强化着医患对立的权力关系，甚至将患者塑造成需要被控制、被管理的异常个体。这种空间设计背后的逻辑是将精神疾病视为需要压制的非常规状态，而非需要理解与干预的状态，其结果往往导致患者的自我认知扭曲，加剧治疗抵抗与康复障碍。

康宁医院的空间革命本质上是对这种规训逻辑的颠覆。医院在新建与改造过程中，彻底拆除了物理层面的隔离屏障，代之以开放通透、充满人文气息的空间设计。例如，门诊大厅采用温暖柔和的色调搭配，以自然光线替代冰冷的荧光灯；病房区域取消了封闭隔断，设置开放式活动区与共享空间；走廊两侧悬挂患者的艺术创作，花园中布置康复者参与设计的景观小品。这种空间重构并非单纯的美学升级，而是基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治疗环境再造—通过消除物理边界，打破医患之间的心理隔阂，让医院从“规训场所”转变为“对话空间”。

在康宁医院的艺术治疗中心，这种空间变革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这里没有传统治疗室的严肃氛围，更像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工作室。例如，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整齐摆放的绘画架、陶艺工具、手工材料来创作。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创作的《星空下的对话》被悬挂在医院大堂最显眼的位置，画作中色彩斑斓的线条与充满想象力的构图，不仅展现了患者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更向所有来访者传递着“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的理念。医院关怀部定期举办的患者艺术作品展与慈善拍卖会，让患者的创作获得了社会认可与价值回报。

这种空间变革带来的是医患关系的根本性重构。当患者的创作被尊重、被展示、被赋予价值，其内心的归属感与自我认同得到极大提升。一位抑郁症患者在康复日记中写道：“当我看到自己的画挂在走廊上，被医生、护士和其他患者称赞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累赘’，而是一个能创造价值的人。”打破规训空间，构建尊重个体、促进对话的“第三空间”，不仅改善了治疗效果，更重塑了精神医疗的核心价值。

叙事作为治疗工具

现代医学的技术化倾向，在精神医疗领域造成一个突出问题，即医生过度关注症状指标与药物反应，却忽视了患者作为“完整的人”的生命体验。精神疾病的发生往往与个体的生活经历、情感创伤、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单纯的生物医学干预难以触及问题本质。康宁创造性地引入叙事医学理念，让医生学会倾听患者的故事，让患者在叙事中重构自我认知，最终实现医患协同的意义建构。

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丽塔·卡蓉（Rita Charon）首先提出“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这一概念，指的是具备叙事能力以及拥有对医生、患者、同事和公众高度复杂叙事情境理解力的医学实践活动。简言之，它训练医生见证患者的苦难，将疾病的全貌娓娓道来。这不是将医生变成“作者”，而是变成更好的医生。康宁医院将这一理念深度融入临床实践，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叙事医学操作流程。例如，患者入院后，除常规病历记录外，医生还需用非技术性语言书写病人的疾苦和体验，包括成长背景、重要人生事件、人际关系状况、疾病发生后的心理变化等临床札记。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定期组织叙事分享会，让患者在安全的环境中讲述自己的康复历程。出院时，医生与患者共同撰写康复叙事报告，梳理治疗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个人感悟。此外，医院还举办人文故事分享会，面向医疗人员评选微光纪实奖、共情共振奖、仁心叙事奖等叙事奖项。这一系统性实践成功地推动医患关系从单向的“诊断—治疗”转向双向的“倾听—共构”，促使临床札记与康复叙事成为医患之间情感联结与意义共建的载体，也将精神医疗的治愈升华为生命意义的重新寻回与自我叙事的重建。

将患者家庭纳入共创体系

在精神疾病的漫长康复旅程中，患者不仅需要专业的医疗介入，更需要来自家庭的深度理解与持续支持。然而，长期以来，家庭在精神健康照护体系中往往处于被动甚至边缘化的位置，既缺乏对疾病的科学认知，也难以参与到治疗进程中。这导致“医患家”三方缺乏有效连接，进而形成“医院治、家属等”的困境。

为应对这一困境，康宁以“医家亲”系统为核心载体，构建了“家庭—医院协同照护模式”，将家庭从传统的旁观者转变为康复过程中的共创者。该模式围绕“共同责任、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理念，推动家庭参与从形式走向实质，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融合机制。“医家亲”系统打破了信息壁垒，建立起医院与家庭之间的实时沟通桥梁。家属可通过系统随时查看患者在院期间的生活状态、康复进展及医疗动态，系统也会定期推送图文或短视频，展现患者参与康复活动的真实场景。尤其是对于特定阶段无法探视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功能极大缓解了家属因距离带来的焦虑与无力感。此外，这一系统还通过院外延续康复形成正向互动的家庭康复环境，进而逐步构建起以家庭为单位的康复支持网络。

医护赋能共创：从雇佣管理到共同成长的关系转变

在精神医疗领域，鉴于患者的特殊性，医护人员往往在服务过程中面临着极强的情绪消耗。在此情境下，组织赋能员工不是简单的薪酬激励或技能培训，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与心理支持来强化员工的职业认同、释放员工的负面情绪，实现组织与员工关系从雇佣管理向共同成长转变。

设计合伙人制度

在精神卫生领域，专业人才短缺与高流失率始终是制约民营创业型医院发展的核心难题。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康宁通过创新的人才治理模式，成功构建了一套能够稳定并持续壮大核心团队的机制。

2014年，当大多数医疗机构仍在为“招不到、留不住”精神科专业人才而困扰时，康宁借助上市的机会窗口，推出覆盖112名核心医护人员与业务骨干的持股计划。这一计划将培养周期长、执业压力大的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护理骨干等关键专业人才纳入激励范围，通过信托方式授予总计4%的股权。在此基础上，2016年康宁创新性地推出“百人创业计划”，鼓励专业人才通过技术或管理入股、新设医院、并购托管等多种方式与康宁合作共设项目医院。这种内部创业的合伙人制度设计成功将医院与医护人员的关系从雇佣转变为共创。

借助医教研协同应对体制虹吸

为留住全国精神医学人才，2016年，康宁与温州医科大学联合创办浙江省首家精神医学学院，开设精神医学、应用心理学两个专业，逐步建成多层次的精神心理人才培养体系。目前，该院的两个专业均已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康宁与温州医科大学的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医院与高校合作模式，构建了医教研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

一是设置双岗位。康宁的医护人员可以同时在温州医科大学供职，通过大学体制机制与医院临床实践的互补，降低公立医院的体制虹吸效应。二是借助高校渠道获取优势资源。例如，通过设立海外院士工作站及引进国际顶尖专家，带动医护人员推进精神医疗智能辅助诊疗支持系统、低强度脉冲超声系统、微表情识别抑郁障碍诊疗等一批前沿精神医学临床科技应用相继落地；获取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瓯江实验室、温州医科大学老年研究院等优质平台资源。

为医护人员的情绪过渡打造阈限空间

在精神卫生服务领域，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情感投入的工作状态，共情疲劳与职业倦怠成为不容忽视的职业风险。自2018年起，康宁基于对医护人员心理状态的深度洞察，通过关爱员工、关爱患者的“双关爱”活动构建起一个医护人员情绪过渡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以此将员工心理支持从零散的福利措施提升为贯穿组织管理的核心制度，实现机构发展与员工成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构建情绪释放的阈限场域。康宁为各科室医护人员设置“心灵茶座”等非正式交流平台，使其在轻松的环境中畅谈工作体会与情绪波动，释放日常积累的心理压力。针对重症精神科的医护人员，特别推行了“情绪日记”方法，帮助医护有意识地觉察与梳理工作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增强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另一方面，是将日常活动转化为阈限资源。康宁把向精神病患者与医护人员自由开放的游泳馆作为一个情绪状态过渡的阈限空间，在此空间中将医护人员的日常情绪事件转化为阈限现象，并帮助他们转化阈限经验与释放情绪，进而实现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同构共生。

组织外价值主体开放共创：从价值提供到价值共生的逻辑演进

从患者及其家属到医护人员，康宁的价值共创主体主要集中在组织内部；对外则依托政府、企业、社会个体等价值主体。与传统的线性逻辑不同，鉴于医疗服务价值共创的持续互动性，康宁不是将各价值主体看作价值链上的某个角色，而是与之联合打造一种开放式生态关系，并向价值共生的逻辑演进。

将公共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制度性窗口

在现代社会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干预已成为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营精神专科医院，二十年来，康宁始终配合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将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深度融合，将公共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制度性窗口，并逐渐实现与政府的价值共创。

一是构建“政社协同”的应急响应机制，将临时支援转变为常态化制度协同。鉴于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破坏性等多重属性，危机治理需要打破政府单一主体格局，将社会专业力量纳入常态化应急体系。从2004年乐清泥石流首次介入心理救援，到2011年“7·23”动车事故与2019年“利奇马”台风，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康宁均与公共管理部门建立了政府调度、医院响应、统一评估与干预的联动模式，使心理救援从偶发的个体行为转变为常态化的制度协同。二是沉淀区域共享的平台共建机制，将应急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2024年，温州市卫健委确定康宁为“温州市安宁疗护心理关爱中心试点单位”，并委托其承担全市安宁疗护服务人员的心理赋能培训。同年，永嘉县委政法委、县卫健局联合康宁运营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在22个乡镇全面建设心理服务站。这一共建机制使康宁从单纯的救援执行者发展为区域心理危机干预能力的制度共建者，将“政社协同”推向更深层次。

建立心理干预的即时意义建构框架

意义建构理论认为个体对自我困境的解释方式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联合国针对140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43%的青少年具有心理问题。青少年在遭遇厌学、情绪困扰时，往往被贴上懒惰、叛逆等负面标签，这种外部定义会内化为消极的自我认知，加剧心理危机。与试图理解过去事件的回顾性意义建构不同，即时意义建构更强调当下情境与对瞬时建构机会的把握。对于具有隐匿性与多重行为并发性的青少年而言，医院尤其需要结合即时情况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帮助其解释自身处境。

康宁尝试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即时性的意义建构机制。一方面自主研发“心晴驿站”学生智慧心理服务终端，部署于校园场景，24小时提供服务。当学生面临心理困扰时，可通过终端匿名连线专业心理咨询师，以电话或视频方式倾诉心声。这种即时响应框架使青少年在负面情绪涌现、自我解释尚未固化的关键时刻获得专业的意义引导，帮助他们将自我否定转化为求助信号。另一方面与教育主管部门合作推行“医教家社”的协同模式，将即时意义建构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场景。在这一框架下，在学生通过“心晴驿站”完成即时咨询后，学校心理教师与家庭可跟进日常辅导，医疗机构保留就医绿色通道。这种多维协同框架能够确保意义建构的持续性与多元性，确保青少年的新认知不断被强化和巩固。

以数字化为载体构建心理干预服务共同体

在面向企业的服务场景中，康宁通过员工援助计划（EAP）实现专业能力的市场化输出。该服务不仅涵盖心理健康测评、压力管理培训等标准化模块，更通过个性化咨询与危机干预，为企业组织效能提升提供系统性支持。目前，这一创新模式已覆盖156家企业、28万余人次，受助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均有了显著改善。

这一企业服务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康宁医院在数字医疗领域的战略布局，其旗下的浙江杰翎健康科技公司正成为医院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引擎。杰翎健康不仅承担着“浙江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数字精神医学研发任务，更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心理服务交互平台，将专业服务延伸至多元场景。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司与健康科技企业iRest艾力斯特达成战略合作，创新性地将社会心理服务平台与智能按摩椅系统深度融合，开发出集身体放松与心理减压于一体的正念按摩程序，开创了“身心一体”的健康服务新模式。通过杰翎健康这一科技支点，康宁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医疗服务向数字化、平台化服务的战略转型。这种“医疗+科技”的双轮驱动模式不仅拓展了服务边界，更构建起以数据为核心、以智能设备为载体的新型健康服务生态，为精神心理服务的规模化推广和个性化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结语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健康中国进入新阶段。民营创业型医院作为建设和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康宁的实践表明，医院可以借助打破规训空间、将叙事作为医疗工具、建立即时意义建构框架等策略推进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包容共创、与医护人员的赋能共创、与外部价值主体的开放共创，进而实现诊疗范式革命、员工关系转变与价值逻辑演进。

李树文：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孙榕阳：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罗瑾琏：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郑耀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朱晶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2026年6月刊